“早晚会有这一天的，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2021年8月8日，被宣布采取留置措施的那一刻，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原副市长徐庆满怀悔恨地对办案人员说道。此前半个多月，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曾多次找徐庆谈话，询问其身上存在的违纪违法问题。几度徘徊与犹豫后，逃避和侥幸的心理仍然占据了上风，他内心的天平向着隐瞒实情的一侧不断倾斜，妄图蒙混过关。
谎言终有被拆穿的一天。随着审查调查的深入，徐庆350余次收受贿赂的事实一一浮出水面，任职期间，其累计受贿金额高达1500余万元。2022年7月30日，因犯受贿罪，徐庆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万元。
当上“一把手”，定了很多“土政策”“土规矩” 学建筑专业、干建筑设计、管建筑行业，最后却在自己深耕近30年的领域里“落马”……这是银川当地干部对徐庆的主要印象。 1964年，徐庆出生在银川市的一个工人家庭。1985年从中专毕业后，学习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他被分配至银川市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办公室，成为了一名建筑工程师，技术工作一干就是10年。在打牢工程建设技术基础后，1994年他被提拔为建工办副主任，此后历任市建委建筑业管理科科长、银川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行政中心建设办公室主任、永宁县委副书记，随后出任银川市建设局局长、住房保障局局长、规划局局长，2015年担任银川市副市长，主要分管与建筑行业相关的单位。 “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银川市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业近20余年处在较为稳定的发展状态，并且带动当地建筑业发展迅猛，具有产业总量大、企业众多、从业人员体量较大等特点。”办案人员向记者介绍，“从参加工作到被留置，徐庆一直都没有离开建筑领域，他是城市发展的见证者，更是重要的参与者和管理者。” 在市建委工作期间，徐庆还是肯干活、能吃苦的，而且业务能力出众，获得了下属和同行的认可。一位与他共事多年的下属回忆称，在推进某市政工程项目建设时，他经常工作到半夜，还曾因过度劳累晕倒在工地现场。不仅有力推进项目建设，结合工作实际徐庆还思考了不少当时建筑行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参与起草了《银川市建筑管理条例》，提高了当地建筑业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工作上的成绩既给徐庆带来了职位的晋升，也使他内心滋生了骄傲自得的情绪。2010年担任银川市建设局局长后，他感到自己成了“一把手”，管理事项多又熟悉法规制度，还积累了不少经验，便以行业权威专家自居，作风日渐霸道，对行业发展指手画脚。一方面，他紧紧将一些有“油水”项目的招投标和监管环节抓在自己手里，即使集体开会研究也由他一人拍板；另一方面，在一些工程的决策事项中不再严格执行文件和规定要求，渐渐形成了一套独断专行的“土政策”“土规矩”。 2012年，徐庆到市住房保障局担任局长后，某保障房小区外墙保温层脱落，徐庆便找到总承包单位，霸道地提出外墙保温工程不能随便拉一家公司来施工，暗示他们交给自己的特定关系人来负责。当时，有不少建筑企业老板逢年过节就给徐庆送钱送礼，徐庆不仅没有将他们拒之门外，反而定下了一套“分配”工程项目的“规则”——按照关系远近、送钱多少、水平高低等因素，一一满足这些老板的请托，“安排”了相应的工程。 党的十八大后，即使明知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作为“一把手”的徐庆看到自己暗箱操作的权钱交易无人告发，胆子也越来越大。2015年，某企业董事长找到徐庆，以其公司办公室不够用为由，准备在已有四层建筑上加盖一层，希望市规划局予以审批。“按照规定，这栋建筑不能再增加层数。”办案人员说，时任市规划局局长的徐庆对规定要求心知肚明，但考虑到加盖一层外人不知道其中猫腻，也不会造成安全隐患，在收受了该企业老板10万元贿款后，很快通过了加层工程的审批。 20多年来，徐庆凭借着对建筑领域各类工程项目的分析研究，游走于制度漏洞之间，规避监督，帮助60余家民营企业顺利承揽房屋建设、道路排水、内饰装修、土地拍卖、广告牌设置等38类事项。他甚至扬言称，没有他建不起来的项目。留置之后，他一度说道“不管过程如何，我盖的楼也没有倒、修的路也没有陷、架的桥也没有断”，将自己无原则、说一不二的所作所为解释成“能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仍然没有意识到领导干部遵规守纪的重要性。 为建关系网好办事，大行“哥们义气” 与同事和下属口中“作风霸道、说一不二”的评价大相径庭的是，在银川当地不少建筑行业企业老板眼中，徐庆“没有架子，能办事，也愿意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只不过，这些企业老板大都是与徐庆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好哥们”，他们的好评主要从企业或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背后都伴随着与徐庆的权钱交易。 建筑行业是改革开放后市场化较早、程度较高的行业之一，也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领域，手中握有审批权、监管权的领导干部往往处在优势地位，也成了企业老板“围猎”的重点对象。办案人员介绍，“该行业遵循着较为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模式，人与人之间特别注重感情，容易形成‘圈子文化’。加之建筑工程项目环节多，完成一项工程常常需要你帮我、我帮你，久而久之，‘江湖义气’十分盛行。” 在这些因素的长期影响下，从担任市建委建工办副主任开始“手中就一直有权”的徐庆，面对源源不断上门拜访的企业老板，不仅没有注意把握“亲”“清”的政商关系，反而借此机会广交朋友。在徐庆看来，“关系就是利益，资源就是资本，必须经营好、利用好”。如果发现结交的新朋友活干得不错，就“吸收”进来成为自己“圈子”里的人，借着友情之名，行权钱交易之实，与诸多企业老板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利益同盟。酒场、歌厅、运动场、旅游景点等都成为他们加深感情、大谈“哥们义气”的场所。除此之外，为了更加便利地给企业老板提供帮助，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曾经的老同事、现任重要岗位的干部和下属也是徐庆笼络的对象，他精心编织了一张复杂而实用的关系网，将自己的敛财之路越铺越宽。 做建筑保温产品的老板李某某就是“老朋友”中的典型。2010年，时任永宁县委副书记的徐庆在羽毛球场上结识了李某某，两人很快成了球友。起初，李某某既没有提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也没有向徐庆表露出任何请托之意，共同运动之余，热心地给徐庆帮帮生活上的小忙。两人越发熟悉后，李某某经常到徐庆家中拜访，从购买生活用品到安排旅游、钓鱼，李某某对其家人也照顾得无微不至。在徐庆出任市住房保障局局长后，李某某开始向他大力推销自家企业的保温材料，徐庆很快心甘情愿地“帮助”他得到了多个外墙保温工程，李某某也先后9次以拜年费、感谢费、好处费的名义送给徐庆150万元。 一边是利润较高的建筑工程项目，一边是陆续送来的贿款，在“哥们义气”的遮掩下，徐庆只顾“友谊”不顾原则，在党的十八大乃至十九大后丝毫不避讳与各路企业老板密切交往，并不断从中收受贿赂。就在被留置前的几个月，已被免除副市长职务的徐庆仍然利用自身影响力，为相识多年的某企业老板向有关部门打招呼，推进其公司所购买土地的招拍挂流程，并收受好处费10万元。 办案人员介绍，“围猎”的各种手段在徐庆身上都能行得通。家人介绍的熟人打“亲情牌”，相识多年的同学打“同窗牌”，饭局上的酒友打推杯换盏后的“兄弟牌”，等等。与徐庆认识时间较长的朋友只要开口讲起自己企业经营的困难，自称“十分重感情”的徐庆，往往抱着“能帮就帮”的想法，对各方面请托从不拒绝。正如他在忏悔录中所写的那样：自己常年迎来送往，办公室和家都成了工程项目的“批发中心”。 采访中，徐庆对记者说，他不是不知道这些人找他交朋友的目的，也曾想到他们可能打着自己的旗号做损害国家的事。但大多数时候，当这些朋友恭维他“办事能力强”时，他内心感到一定要办成事，才能显得自己有本事，事成之后他还会生出给朋友帮了大忙的成就感，全然忘了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立场和党纪国法的约束。 钱多不“扎手”，在金钱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翻开徐庆严重违纪违法案的卷宗，不难发现，徐庆单笔受贿数额一般不大，但受贿行为持续时间非常之长。从1994年担任市建委建工办副主任到2021年被留置，近30年间，基本上没有停下收礼收钱的手。不少企业老板逢年过节就到办公室和家中给徐庆送上好处费、感谢费。这样下来，徐庆累计受贿金额十分巨大，其所作所为也给人留下了“雁过拔毛”的印象。 事实上，徐庆父母均为国有企业退休职工，妻子也有正式工作，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差。当被问及为何一度如此迷恋金钱时，徐庆低下头，久久沉默无声。“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钱自然是多多益善。明知来路不正，一方面觉得企业老板与我是利益共同体，以后还有求于我，不会举报我，反腐也反不到我头上；另一方面不断用没有索贿来自我宽慰，老板的项目赚了那么多钱，给我送一点也是应该的。”徐庆边叹气边反思道。 在“能多一点是一点”想法的影响下，徐庆渐渐将受贿所得视为岗位给他带来的“固定收入”，也越发什么钱都收，不断用于家庭财富的积累。他一次次将企业老板送来的现金拿回家，交给妻子或弟弟打理，将这些以权谋私的非法收入用于购置多套房产、进行投资理财或开展酒水经营活动。 一个偶然的契机，徐庆结识了某收藏家。因为担心手中的现金贬值，他逐渐走上了收藏之路，将自己部分受贿所得用于购买古董、玉器、石头等收藏品。有些企业老板投其所好，也“及时”送上徐庆感兴趣的文玩。收藏的东西越来越多，徐庆不惜花费巨资盖起了山庄，有几间房专门用于存放上百件的藏品。“那几年，我成天琢磨这块石头、那块玉值多少钱，追求家庭财产的保值增值。自己的精神世界越来越物质化，可以说是玩物丧志，满脑子就剩下了钱。”徐庆悔不当初。 “作为银川市住建领域的重要领导干部，徐庆什么钱都收、什么钱都敢收，不仅助长了行业不良风气，还加剧了潜规则的盛行。”办案人员分析道，起初，企业老板用一两万元现金投石问路，事成之后再以同样的形式表达感谢。看到他事前、事后的钱都收，行业内便渐渐出现了徐庆“贪钱、给钱就办事”的传言。作为住建系统的“老人”，徐庆十分清楚外界对建筑行业风气不好的诟病，对于自己的风评也有所耳闻，可长期被金钱包围，他早已忘记了第一次收钱时的紧张和忐忑，有人没有“进贡”反而让他不适应。有的老板提到，有几次项目做完后，没有及时给徐庆“包红包”，在饭局的推杯换盏中感受到了徐庆的暗示。以至于后来再找他推进项目的老板，如果不送点什么，生怕在项目中遇到阻碍，行贿金额也逐渐提高。 从走进留置室至今，徐庆几乎每天都活在痛苦和悔恨之中。“对金钱的贪婪只能产生短暂的心理满足，事实上，受贿后的大多数时间，我的内心都充满了恐惧和害怕。这些钱我东藏藏、西藏藏，就如同绑在身上的‘定时炸弹’，让我提心吊胆。如今事情暴露了，我简直是亲手将自己炸得粉身碎骨。”他说道。 这个曾经在银川市建筑行业叱咤风云的专家型官员，本应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在本行业本领域有更加广阔的作为，却在一次次受贿中，毁掉了自己早年积累的口碑，临近退休之时将自己的职业生涯葬送在了铁窗之后。（本刊记者 王丹妮） 【忏悔摘录】 我的贪腐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当副科长开始一直延续到当副市长，甚至被免职后还在收受财物。当时，市建委管理全银川市的建筑行业，招投标、资质审查、市场准入、质量安全管理等工作都由建工办负责，改为建筑业管理科后，我当科长也继续负责这方面工作，可以说手中权力相当大。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身边逐渐聚集了一些建筑行业的企业老板，整天吃吃喝喝、拉拉扯扯。长期的交往中，自己和企业老板称兄道弟，来往甚密，思想也渐渐出现滑坡，吃喝玩乐的念头逐渐占了上风，收受钱物开始觉得理所当然。在银川市建设局、住房保障局、规划局先后任“一把手”时，我更感觉到自己权倾一时，没有想着如何用手中的权力为百姓谋福祉、为地方经济谋发展，反而将权力当成自己谋取钱财、为朋友谋取利益的工具。 2015年被提拔为副市长后，我本来应该好好珍惜组织上的信任，为出生地、成长地银川市作出贡献，但在权力和金钱的诱惑下，自己却变本加厉地在贪腐道路上越走越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三令五申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零容忍的态度反腐惩恶，我不仅常常接受企业老板的宴请、欣然享受着他们安排的旅游，更没有停下收受贿款的手。 我这些年贪婪成性，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了大量的财物，现在看来，是给自己增加更多的罪责和刑期，到头来连自由都失去了。贪欲只能提供一段时间的心理满足，剩下的大多数时间反而只有恐惧和害怕，一旦东窗事发，自己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结果确实落得个身陷囹圄的下场。事实上，一个人每天只吃三顿饭、穿一身衣、睡一张床，物质生活的追求越简单越好，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可惜已经太晚了！
【执纪者说】莫让权力成为吞噬自我的毒药
审查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徐庆的腐败行为都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是典型的靠山吃山、权力寻租。该案也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宁夏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受贿次数最多、向其行贿人数最多的一起案件。 纵观徐庆走上领导岗位后的所做作为，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贪权纵权。一方面，徐庆沉醉于权力带来的“快感”。各路投机钻营的老板常年围在他身边，有的直接送现金；有的经常登门拜访，送生活用品；有的专门提供宴请、洗澡、按脚一条龙服务；有的陪着休闲钓鱼；有的陪同游山玩水；有的帮忙装修房子；有的投其所好送古玩字画；有的赠送贵重首饰、手表，等等。当手中的公权力成了利益交换的筹码，徐庆也在个人日益膨胀的私欲中越陷越深。 与此同时，徐庆作为部门“一把手”和分管城建、住建等领域的副市长，将权力视为个人“囊中之物”，用权无节制、无约束。他不仅不带头尊崇制度、维护制度，作制度执行的表率，反而到每一个岗位都利用手中权力寻找制度漏洞、钻制度空子，把权力当作为自己谋利、为朋友办事、为企业代言的工具。徐庆干预插手的工程建设项目，分布在工程招投标、资金拨付、项目管理等各个方面，其破坏制度、逾越制度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当地建筑行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让托关系才能拿项目、送钱才能办事的不良风气长期存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很难不出轨越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防止权力失控、行为失范。也应时刻警醒，把牢权力边界，自觉给权力运行“搭顶板”“划红线”，始终在制度规矩之内做人做事，确保权力为党、为公、为民。（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监委第八审查调查室）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第11期）
